从散文纪实到小说写作的“频道转换”，对作者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，因为不同的文体对应着性质相异的审美期待。这部小说以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的真实历史作为背景，艺术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。了解迁移的过程并不是很困难，有关文献档案记载了主要事件，作者此前也写过一部名为《故宫文物南迁》的长篇纪实作品，对那一桩壮举进行梳理重构。但当将它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时，仅仅描述这些事件就远远不够了，它们只能作为作品的框架结构，就仿佛一个人的骨架，而被别人认识和记住，更主要是凭借其音容笑貌、言行举止等等属于血肉肌理的成分。它们在小说中体现为具体而微的情节、细节、心绪、氛围等等，是感性丰沛的存在，对构成作品至关重要。但在资料记载中，文物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节是被忽略的，护卫文物的故宫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态，更是阙如不载。当然，无法责备档案资料的疏简，它的性质就是如此。这些空白，恰好是预留给作家的空间，等待他用想象力来填补和占领。
祝勇未负自期也不负众望，展现了出色想象力。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看到了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，看到了鲜活丰满的浩繁细节。针脚细密的书写，还原了那一段时光中的众多现场，让已经被历史烟云遮蔽的往事变得清晰真切，向史实的框架中灌注进了生命的气息。而在这一切之上，一种高贵的人性力。
一口气读完厚厚两大本、共计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国宝》，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：真正的才华，确实是可以“随物赋形”的。
多年来，祝勇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的身份，专注于对故宫进行多重角度的文学书写，已出版数十种故宫系列著作，凭借一己之力，营建了一座“纸上的故宫”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好评。但这部新著，不同于此前的大多数纪实性作品，它是作者向小说创作天地的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军，让人看到了作者在虚构写作领域的不凡潜力和出色表现。